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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悲情背后的拖拽效应与预期管理

                                  引爆舆论的杀医事件已经过去了两周,舆论热度正在逐渐退散,正好可以冷静地讨论一下背后的深层次问题。

                                  拖拽效应

                                  人们对幸福生活的需求欲望——想吃牛肉、想喝葡萄酒、想买包包——是受他们经常在电影中、社交媒体、短视频中看到的所影响的。施加这个影响的群体,往往是一国的高收入人群。一般而言,这个高收入群体并不是位于收入顶层的富豪层,而是在平均收入线以上,有着较大数量上中产。他们消费的商品与服务,被视作“可及的幸福”的象征与示范,极大影响一国居民对于“消费品类”欲望。

                                  不断的、潜移默化的“示范”,把低收入群体的需求“拖拽”进入更高的消费层次,产生“拖拽效应”。在面子观念的作用下,这种拖拽甚至带有一定强制性,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预期发生改变,一些品类,由奢侈品变为他们眼中的必需品。

                                  然而,个体的购买行为受其收入约束。

                                  如果一国基尼曲线平滑,居民收入呈橄榄形,密集于平均水平,人口的收入水平差异不大,拖拽效应自然就不大。但如果一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呈金字塔形或哑铃形分离态势,基尼曲线陡峭,低收入人群占比较大,且收入远低于高收入人群,低收入人群受到的“拖拽效应”就更大。中国基尼曲线陡峭,很多人都是被“拖拽”着,有些人则处于强烈的拖拽效应之中。

                                  低收入人群想购买的品类的实际价格,与他们的实际购买力之间就产生了巨大差异,导致“低价预算和高价品类”的畸形需求。这种需求对于价格非常敏感,产生强烈的议价行为,缺乏监管的市场,不惜以任何办法迎合这种需求,把高品类商品的价格拉入较低层次。于是,“跨界品类”由此产生,即需求往上,价格往下。这是所有假冒伪劣的温床。

                                  跨界产品体现了“拖拽效应”,最容易出现假冒伪劣。比如多年前的奶粉,前不久传出的大西洋三文鱼与淡水三文鱼。而一些定位比较高,但没有示范效应的东西,比如鹅肝酱,一般来说没有假冒。

                                  在医疗领域,拖拽效应该也是存在的。医疗领域的拖拽效应有自身的独特特征。一方面,这种拖拽是技术发展导致的,难以避免。

                                  技术发展带领人类来到新的领域,获得更多前所未有的新可能。医疗、生化技术的发展,使得很多原来不可治疗的疾病,有了被治愈或者长期缓解的可能,这有效的延长了患者的生命。但是,技术的普及是有梯度的,就像最新款的手机摄像头,消费是逐渐下沉的,一开始并不能普惠到所有人。这是正常的,是基于市场机制发明技术的必然。技术扩散的梯度,与贫富有关。

                                  前不久,有中国父母带孩子去英国看病的新闻,这还是经济实力稍弱的,更富一些的家庭会选择美国。实力更强,讨论的可能就是去梅奥诊所,而顶级富人甚至已经在讨论长生的可能——长生就像天边的一丝光亮,虽然现在还不知道升起来的是太阳还是月亮,但希望的确出现了,人类历史上亘古存在的对所有人都平等的死亡高墙可能已经倒下。

                                  在顶级富人讨论这个近乎哲学的问题的同时,普通人的医疗需求也被拖拽起来,进入更高的需求层次。这些需求所需的预算,往往不但超越医保所能提供的,也超越一般家庭的财富水平,所以我们看到的因病致贫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拖拽效应的存在——技术的发展速度变得很快,出现了一个尖峰,注定只有少数人的财富能够跟上技术的尖峰,但却拉高了大多数人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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