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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如何面对中国社会真问题

                                  在北京石景山区,有一所打工子弟学校,黄庄学校,这里是全北京最大的打工子弟学校,有超过1800名从小学到中学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在这里就读。这里的绝大多数学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的父母是在北京打工的北漂,所从事的工作,也多为体力劳动。2018年的9月,这所打工子弟学校刚刚在暑假举办完二十周年校庆,就在临开学之际,突然因为办学场地和资质的问题,不得不被迫封校,而在校的这1800多名学生,因为绝大多数都没有北京户籍,没有办法上公立学校,只能进行分流,或者告别北京这座大城市,回到他们的家乡,成为留守儿童。

                                  当我重新去回想起2018年9月这一个也许在今天已经被大众完全遗忘的事件时,记忆却将我带回到了2000年。

                                  整整20年前,当我还是一名学习社会学的本科生的时候,我也曾在上海郊区的打工子弟学校做过一个长达2年时间的社会学研究。当扎根这些城市流动人口所居住的社区,和这些孩子每周在一起交流,带着他们学习、做游戏、进行认识城市的户外探险,我深深地感受到,所谓的教育不公,并不仅仅只是一组统计报表里的数据,背后更牵涉到我们有关户籍制度的设计局限和城乡不平等、社会阶层愈发固化这样的深层次问题,连带出来的,是我们整个社会秩序的组成和运作。

                                  这些在城市里和父母一起漂泊的孩子,因为父母在城市里打工,乡土里的那一个家乡已经成为再也回不去的故乡,而城市的公立教育、私立教育又将他们排除在门槛之外。他们实际上满怀着对于未来的希冀,却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不得不接受命运的安排,打工子弟学校成为他们最好的受教育场所,但却因为包括办学资质、场地资金等多方面的原因,时刻面临着关门和倒闭的风险。如果这些孩子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在强迫性的创伤之下,他们未来长大后,将会如何看待这个社会,如何看待这个体制?如何再去教育他们的孩子?

                                  对于这些问题,并不会轻易有一个确定的答案。

                                  这二十年里,我兜兜转转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学习与工作,带着不同的分析工具去观察社会的差异性,却始终没有摆脱社会学的学科印记。现在又作为社会学系的老师,站在讲台上给00后的年轻学子们教授什么是社会学。

                                  在教授的过程中,大家最爱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社会学?学习社会学真的有用吗?你看,二十年前流动儿童尚可以在打工子弟学校接受教育,可是二十年后,打工子弟学校连在大城市里合法立足的空间都没有了。

                                  这二十年里,在经济增速的巨浪之下,我们的城市管理者,从拆住房开始,拆店铺、拆天际线,清理城市里的边缘弱势群体,再到拆除打工子弟学校。我们所拆除的,不仅仅只是校舍,也是这么多孩子的教育机会,更是这一批社会边缘群体对于在城市中试图通过自我奋斗改变个体命运、改变家庭阶层流动的梦想,以及对于社会公平与公正的希望。

                                  (二)

                                  在我们的预设中,当社会走向繁荣富裕之后,人们的道德水准也会伴随着物质水平的提升也相应得到提升,整个社会也自然会走向良序善治。但事实上,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并不缺乏物质的丰盛,人们在享受消费浪潮的时候,却反而陷入到了另一种极端之中。从孙志刚案到雷洋案,从三聚氰胺的毒奶粉到长春假疫苗,从高铁霸座到医患矛盾,我们在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时候,却逐渐堕入欲望的陷阱,在追求不断向前的现代社会里丢掉底线和尊严;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时候,扩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导致向上流动困难、向下流动加速,底层人士越来越看不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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